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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熱點回顧

發布時間:2020-01-03 15:51:34 來源:團結網

四川快乐12 www.vnusd.com   剛剛過去的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在近代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社會等領域發表了許許多多的論著,舉辦了各類大型學術研討會,從新視野、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等層面進行了多方面的具體的探究。特別是重點回顧了70年來的史學成績、總結了好的經驗做法,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本文選取部分代表性論著和會議,進行簡要介紹。

  熱點紀念研究

  201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學術界就此主題舉行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許多期刊開設了專欄,回顧了70年來中國史學研究的歷程和取得的成果,總結了成功的經驗和不足之處。

  涌現了新的學術機構,新增了專業性研究刊物。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歷史研究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殷切希望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歷史評論》《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的創刊,標志著中國的歷史研究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節點上。

  舉辦了多個領域的學術史會議。6月1—2日,由河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新中國70年建設成就與經驗”學術研討會在開封舉辦。圍繞“新中國70年建設成就與經驗”議題,分別從文化發展、災害應對、衛生健康、外交政治、經濟改革和水利建設等多方面的變化發展提出了獨特見解。9月21日,“新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70年”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舉行,檢視新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發展歷程和輝煌成就,探討其未來發展趨勢,進一步推動抗日戰爭史研究。10月20日,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南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共同舉辦了“新中國70年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與經驗”學術研討會,各位專家聚焦主題,深化了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厘清了新中國70年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于意識形態建設的現實與未來進行了展望。此外,還召開了“大歷史觀視野下的新中國70年研討會暨第5期馬克思主義創新論壇”等會議。

  出現了一批學術史論述。陳鋒的《與時代同行——中國經濟史研究70年》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指導以及在倡導科學研究的氛圍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研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40多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學者,也出現了劃時代的研究成果,從而使經濟史研究呈現出可喜的輝煌局面。羅敏的《民國史研究七十年——成就與新趨勢》回顧了民國史從確立逐漸走向成熟,提出未來的民國史研究應當突破民族國家敘事的局限,將民國史置于世界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從全球史視角重新審視民國時期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獨特歷史道路。崔志?!鍛砬逭問費芯?70 年回眸與展望》提出晚清政治史在過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但同時也有待提升史學研究與理論、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統一,進一步加強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確看待和處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種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與清史和中國近代史兩個學科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獨立的晚清政治史學科。王建朗的《中國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成熟的學科體系,研究隊伍強大,學術成果層出不窮,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發展,獲益于社會的進步,獲益于平等的學術對話,獲益于社會的開放與對外學術交流的拓展。瞿林東的《探索史學歷史促進史學發展——新中國70年史學史研究的繁榮發展》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史學史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步入新的探索與發展時期。新中國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取得的顯著成就,主要表現為系統撰述類型多種多樣、斷代與專題研究異彩紛呈。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研討受到關注和重視,中國史學史研究走向更高發展階段。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不斷探索發展、開拓進取,在研究者的認識、著作的類型、理論的發掘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等諸多方面呈現日新又新的態勢。戴逸的《新中國70年來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強調,唯物史觀的指導是歷史研究科學性的保障,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紛紜復雜的歷史現象時把握正確方向,看清歷史的真面目,圍繞人類發展的根本問題展開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傾向。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已經證明,創造性地而不是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才是正確道路。歷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又不能故步自封,堅持開放的心態、創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時代取得更大的進步。馬克垚的《70年砥礪前行的中國世界史學科》提出,我國世界史學者應當高瞻遠矚,建立宏大志向,為國家、民族、學術貢獻力量;了解社會實際,從社會中學習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法;既要百川匯海,也要在一定領域力求專精,深入鉆研,從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

  努力構建新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馬敏的《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化史理論體系——新中國史學發展70年的一個側面》認為,根據中國現代化的實踐經驗,在借鑒與反思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上,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史理論體系,是新中國史學發展的最新進展之一。高士華的《加強抗日戰爭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抗日戰爭研究七十年來跌宕起伏,曲折前行,收獲頗豐。如何繼承優良傳統,加快構建抗日戰爭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朱漢國的《70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的成就與新使命》指出,70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成就突出表現在: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建立與發展,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內容體系實現了向“通史”的轉變,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斷探索和創新等。新時代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必須進一步加強學科隊伍建設,加大對外學術交流,不斷推出具有國際影響的標志性學術成果。

  史學理論和方法備受重視

  歷史研究在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研究離不開理論的指導,近些年來,史學理論的發展導致歷史學家的問題意識不斷增強,歷史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強化對史學理論的探討成為學界的熱點話題。

  舉辦了多個史學理論研討會。9月21日“首屆新時代史學理論論壇”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召開,回顧了新中國70年史學理論研究的重大成就,總結了新中國70年史學理論研究的經驗教訓,展望了新時代史學理論研究的新愿景。12月16日,2019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學者們回顧了70年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軌跡及未來發展和中國史學史研究范式的變遷。圍繞“了解世界,反思傳統,筑起堅實的文化自信”“新文化運動與中國近代的文化走向”“五四時期婚姻變革的基點與濫觴”等主題,對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研究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宗教等內容以及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視野進行了交流。

  回顧了學術史研究,多位學者探討了史學理論和歷史研究的關系。于沛的《批判與建構: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思考》認為,中國歷史學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同時廣泛汲取中國傳統史學和外國史學一切有益的理論成果,在實踐中推動新中國歷史學持續發展。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雖然較好地踐行了“主體性和實證性”的辯證統一,但在加強歷史認識的主體性方面,今天仍有許多事情要做,首先是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劃清歷史唯物主義與機械唯物主義、庸俗唯物主義的界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自覺地做到“主體性和實證性”的辯證統一,而不是將兩者對立起來。張旭鵬的《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史學理論研究》認為,新中國成立后,歷史學家在繼承中國古代史學求真致用的優秀傳統以及近代新史學尋求現代性的現實關切的基礎上,形成了唯物史觀指導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理論并行不悖、豐富而多樣化的史學理論研究格局,推動了史學理論這一學科的蓬勃發展。李政君的《中國史學近代轉型視閾下的“社會史”書寫及其演變》認為,近代中國史學中的諸種“社會史”,多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探究其演變特點,這反映了中國史學的政治史書寫傳統的社會化、世俗化轉向?!吧緇崾貳筆樾吹難荼?,既反映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近代中國史學界從進化論一家獨大到日趨多元的演變特點;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史家的歷史書寫理念,從以中國歷史為西方理論作注腳,到回歸歷史學本位的趨向。左玉河的《政治性與學術性: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雙重特性》認為,只有將政治性與學術性結合起來加以綜合審視,才能真正認清這場論戰的真實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獨特品質。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紅民認為,抗戰史研究的豐碩成果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取得的,未來也要用唯物史觀深化抗戰史研究。要堅持實事求是,按照歷史事實,強調中國和世界的聯系,用史料說話,講好中國抗戰故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學習新的方法、新的理論,回應新的時代需要,解決新的問題。

  新的研究視角蔚然成風,出現了“身體轉向”“動物轉向”“跨國轉向與全球轉向”“新革命史轉向”。身體史研究等得到高度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有唐棣宣、吳光會《身體史: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新視角》等。人與動物關系史得到較大發展,沈宇斌的《全球史研究的動物轉向》指出,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書寫全球動物通史和歷史分期、探尋全球網絡聯系形成過程中動物的角色以及比較不同時空背景下人與動物關系的異同這三個議題。王立新的《民國史研究如何從全球史和跨國史方法中受益》提出歷史研究的跨國轉向與全球轉向是當前國際史學界最強勁的學術潮流,引入跨國和全球史的方法可以讓民國史研究者更加重視世界性潮流和國際環境變化對中國的影響,關注跨國的思想、資本、商品、技術、制度的輸入對中國的沖擊以及考察民國歷史上的跨國團體和跨國現象,從而豐富和深化對民國歷史的闡釋。關于推動革命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一些學者進行了熱烈的探討,陳紅民的《“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和李金錚的《關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先后發表,引發了學者的廣泛討論?!噸泄駁呈費芯俊肺嘶箍枇恕靶賂錈貳弊ɡ附刑致?。從多個層面推動了對革命歷史的研究和反思。

  近代政治軍事外交史研究求變求新

  近年來,隨著新的議題和資料的不斷拓展,近代政治史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2019年這一領域也是成果豐富,特別是革命史研究日趨新潮,抗日戰爭史碩果累累。

  革命史研究依舊保持較高的熱度。近代中國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部革命史的展開,隨著社會的變遷,之前一度衰落的革命史和黨史研究近年來重新成為熱點研究話題。今年是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6月30日,“共產國際與中共建黨”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圍繞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創建之間的歷史關聯、共產國際與中共建黨中的人物、世界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關系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朝鮮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等國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有何異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多位學者探討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張太雷對中共創建歷史的重要貢獻。8月,“中共革命的行動機制”學術會議在蘭州大學召開。12月7日,第三屆“中共黨史研究青年學者論壇”在四川大學召開。此外,還舉辦了首屆中共組織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等。在這些學術會議中,青年學者就黨史領域的重要話題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討。

  在研究內容上,中共制度史研究取得較大進步,黃道炫的《如何落實——抗戰時期中共的貫徹機制》提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能力和領導藝術日臻完善,貫徹機制的效能日益凸顯。中共革命是一個系統工程,貫徹機制也是環環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導下,會議、巡視、檢查、突擊、競賽、群眾路線、數目字管理這些具體的落實機制交相影響,共同打造著一個效能優先、有令必行的落實體系。

  關于抗日戰爭史研究。近年來,抗戰史、日本侵華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相關資料越來越豐富,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2019年是紀念毛澤東《研究淪陷區》一文發表80周年,浙江省民國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通過發掘代表性的個案,深入探討了淪陷區統治政策、經濟情勢、基層民眾生活、漢奸等問題。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主辦的“第二屆抗日戰爭史研究新趨向學術工作坊”在京舉行。與會學者圍繞抗戰時期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對研究過程中新史料、新問題、新方法進行了探討和交流。高士華強調,抗日戰爭不僅是中國的抗戰,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要注重向世界傳達中國聲音。王奇生則強調了抗戰史資料來源的多語種、多元化特點,研究新視角的多樣性。9月21日,“新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70年”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舉行,檢視新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發展歷程和輝煌成就,探討其未來發展趨勢,進一步推動抗日戰爭史研究。

  在研究內容上出現了一些新的議題。魏文亨探討了抗戰時期的直接稅人員考訓制度,毛光遠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馬補充機制及其困境》討論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馬補充機制及其困境,張皓的《1935—1937年對日問題上蔣汪權力之爭研究》認為1935年8月至1937年12月,是蔣汪權力之爭的重要時期。這場權力斗爭,隨著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變化而進行?!犢拐絞逼諉褡逵⑿鄣慕ü褂膾故汀分熗盞摹短牒戲ǎ嚎拐絞逼諑目占涑靄妗誹驕客枷癖澩锏拿褡寤朐畝聊J降墓不?、政治化,如何促發了漫畫閱讀的普及與接受。

  淪陷區研究持續升溫,一些文章對淪陷區進行了多個面向的深入探討?;莆暗摹度嬋拐絞逼謚泄捕月儐萸嗄暄戎芯俊販⑾?,中共針對淪陷區青年學生的現實狀況,不失時機地采取相應措施,救助并吸收青年學生加入到自己陣營。利用青救會從各方面救助青年學生;通過根據地學校從思想、軍事和學業上救濟與幫助淪陷區青年學生成長;注意在敵后淪陷區對青年學生開展各種救亡運動。有關淪陷區歷史的文章還有《蘇南反“清鄉”:中共干部汪大銘的作戰與生活》《汪偽的縣政與困境——以1941—1944年黃陂縣為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禁煙法規論析》《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傀儡之軍:汪偽政府海軍述論(1940—1945)》。

  其他重要文章還有《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抗戰時期冀中區的秘密交通研究》《九一八事變后日人在東北之暴行報告》《無差別轟炸:民眾的歷史記憶與罪證之間(1937—1946)》《抗日戰爭與國民黨懲肅漢奸運動》《東北抗日聯軍干部隊伍建設述論》《論全面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基層動員的邏輯》《身份之錮——戰時淪陷區的良民證探賾》

  南京大屠殺研究再上新高度。7月3日,在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2019年學術委員會會議暨《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創刊一周年研討會。張憲文表示,南京大屠殺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實證研究、微觀研究、和平學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要進一步拓展研究項目,如日本暴行不僅包括南京大屠殺,還包括細菌戰等。張生認為,南京大屠殺研究已經過了累積性研究的階段,應進一步探索并用新視野和新方法開展研究。圍繞大屠殺的歷史,從哲學、文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角度所作的概念生產、范疇界定及內涵豐滿化等方面仍大有可為。南京大屠殺研究應從歷史學起步,并從多學科的視角進行全面的知識生產,尤其要上升到理論和哲學層面。王建朗提出,未來南京大屠殺研究要花大力氣開展實證研究,進一步厘清南京大屠殺及相關史實,要注重從跨學科的角度切入。一些學者還提出,還應關注和平學研究、微觀史研究及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傳播等?;褂小肚桌?、書寫、傳播:費吳生與南京大屠殺研究》《“宣撫”抑或控制:大屠殺后日軍在南京的衛生防疫》

  一些學者探討了檔案與歷史研究的關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雜志社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合作舉辦了“檔案與民國史研究的再闡釋”工作坊,運用國內外檔案資料,在民國史各領域展開研究,探討了北洋政府的軍政沖突、對外交涉,國民政府的軍事動員、外交政策、經濟運作,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的軍事活動等。強調拓展新視野,利用新方法,將檔案運用與民國史研究更為有機地結合起來。張仲民的《閻錫山與洪憲帝制》通過揭示閻錫山支持袁世凱背后的內在邏輯、閻錫山與袁世凱的互相利用關系,以及當時的帝制文化構建情形及其實踐效果。指出閻錫山后來在個人回憶中利用其收藏的來往函電等檔案資料,重構了他同袁世凱的關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飾其昔日參與洪憲帝制的行為。這提醒當今近代政治史研究過度依賴的所謂檔案資料,內中實存在不少陷阱與局限。

  關于民國政治人物的研究。政治人物研究長久不衰,特別是重要的軍政人物的歷史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之一。2019年,孫中山研究成為熱點人物。2019年是孫中山先生所著《實業計劃》成書100周年,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上海中山學社、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聯合舉辦了“百年回眸與展望:孫中山與《實業計劃》”青年論壇,為青年學者搭建了展示孫中山研究成果的學術交流的平臺,努力促使孫中山研究后繼有人。5月24日,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與臺灣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共同主辦了第七屆“孫中山與宋慶齡研討會”,在高雄舉行。兩岸學者開展對話,交換意見,尋求共識,挖掘孫中山、宋慶齡思想和精神的時代意義。對于推動兩岸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加強兩岸文化、學術交流,促進兩岸同胞銘記歷史、凝聚共識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一些學術機構還舉辦了《“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術研討會》、《第二屆孫中山思想及行誼學術研討會》,這些活動推進了學術研究,加強了兩岸交流。人物研究的重要文章還有《民初唐紹儀內閣與袁世凱關系新論》《民初國民黨、舊立憲派與袁世凱的離合關系新探》《蔣介石與一·二八淞滬抗戰》《孫中山北上提議鐵路計劃與民初黨爭》《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再研究》

  關于晚清政治研究。翁有為的《清末民初省與中央關系芻議》指出,結束割據和戰亂狀態,實現和平與統一之道,歷史選擇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實行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推翻軍閥的革命道路。這就是清末民初省與中央關系演變的歷史大勢及其歷史性之破題。周積明、丁亮的《盛宣懷與上海電報局改制》指出,盛宣懷作為一位有遠見的實業家,更由于個體利益與電報局利益相互纏繞,更多的是代表股商利益與朝廷抗爭。劉晨的《太平天國鄉村政治再研究——以鄉官群體為中心》分析了1860年代太平天國231位鄉官構成的鄉官群體。代表性文章還有《清末民初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的籌設與成立》《日俄戰爭后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局的觀察和反應》等。其他重要的文章還包括《奕劻與中法戰爭》《晚清“人臣無外交”的異變及其趨向》《也談張之洞對立憲的態度》

  關于中外關系史研究方面。郭衛東的《約章齮齕:中法戰爭時期的外交抗爭》認為中法戰爭時期,交戰雙方對戰和議題進行了幾輪交涉,形成系列條約。中方在條約交涉中,動員各種力量始終不懈地抗爭,較好利用了“鎮南關大捷”的時機,占據了較為主動的交涉地位,贏回了些許利權。其他重要的論述還有《公法、主權與利益:一戰時期北京政府對德僑財產之處置》《戊戌政變后日本《太陽》雜志對康、梁的報道和評論》《從蔣介石日記看全面抗戰時期蘇美對中共的支持》《論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等。

  五四新文化成為思想史研究熱點

  今年是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五四研究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圍繞近代新思想、新觀念的演進和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入探討。學術界舉行了各類五四主題會議。4月12—14日,北京魯迅博物館、中國魯迅研究會主辦的“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此外,一些高?;咕儺辛恕拔逅腦碩脛泄膊炒唇ā毖躚刑只?、“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圍繞“五四”時期的文學思潮、“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和作品、“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傳統的關系問題、“五四”精神對當下的影響和借鑒意義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和討論,深化了對于與“五四”有關的諸多學術問題的理解。

  噴發了一批五四主題的論文。耿云志的《五四:現代中國的新起點》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政治革命的新起點。楊念群的《五四前后“個人主義”興衰史——兼論其與“社會主義”“團體主義”的關系》認為,“個人主義”是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對于渴求個性解放和個人獨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不久,對“個人主義”的正面闡揚逐步退潮。瞿駿《覓路的小鎮青年——錢穆與五四運動再探》認為,錢穆是在深入了解和積極參與了五四運動之后,疏離和反思了五四運動。彭春凌的《何為進步:章太炎譯介斯賓塞的主旨變焦及其投影》認為,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英美關于斯賓塞的新認知傳入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詮釋。1902年旅日后,章太炎對宗教的態度發生了積極轉變。通過東學的新知識渠道及“濾鏡”功能,他對斯賓塞的認知有偏誤地維持在其崇重科學、漠然于宗教的維度上。英、日、中數種文字的斯賓塞文本及其評價的曲折傳譯,產生了負負相加的跨文化誤讀,反映了早期全球化過程中知識生產的某種情狀。彭姍姍的《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認為,關于杜威訪華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響—接受”的框架內展開,但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與五四時期的中國都是復雜多元的變量。杜威在華講演,是哥倫比亞大學、各家邀請方、各級政府、媒體、聽眾及杜威的主觀愿望和工作相互協調的結果,亦深受美國國內形勢和世界局勢影響。馬建標的《五四時期惲代英國家觀念的養成及其救國實踐》認為在五四運動期間,惲代英的目標已經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通過傳播日本的侵華故事來弘揚愛國主義觀念,啟蒙大眾。程美東的《新知識群體與五四運動》認為五四就是新知識群體對于國家被列強蹂躪、社會被無能腐敗的官僚階層統治失望的悲情意識的激情表達,標志著新式精英知識群體以整體的自覺來承擔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任,也標志著以下層民眾為主體的社會革命運動開始越來越發揮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了,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被接受,推動了中華民族復興的發展進程。

  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通過詞匯和概念研究不同時代觀念的演變,體現了思想史研究路徑和方法的新變化。王士皓的《近代以來“規律”的語義變遷——以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為重點的考察》認為,“規律”是現代漢語的常用詞,但是其“客觀性”“必然性”含義的最終確立卻只有幾十年時間。在古代漢語中,“規律”是指人為制定的“規章律令”。晚清以降,隨著科學觀念的傳入,“規律”一詞才有了“客觀性”“必然性”的轉義,但這一義項并未得到普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規律”逐漸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表示“客觀性”“必然性”含義的正式術語。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規律”不僅完成了自身的徹底轉義,并在與其他相關詞語的比較中取得優勢地位,成為表述“客觀性”“必然性”最常用的術語?;菩頌?、陳鵬的《民國時期“現代化”概念的流播、認知與運用》論述了"現代化"概念傳入中國后,即被運用于追尋“國家現代化”的整體訴求中,體現出全方位變革的綜合性認知趨向。李里峰的《“運動時代”的來臨:“五四”與中國政治現代性的生成》認為,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代表和喚醒“群眾”,以“主義”解釋世界,以“運動”改造世界,逐漸成為各種新興政治力量共享的行為模式。任吉東的《概念史視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通過對“苦力”進行概念史意義上的考察,認為“苦力”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匯,更是反襯時代、體映行業和折射底層群體的縮影。

  其他代表性文章還有《辛亥時期國體政體的意涵與辨析》《己亥庚子年間康有為的勤王思想與實踐》《新文化的理想與困窘——蔡元培看五四運動》《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通”與“貫”》《詞匯、觀念與思想:思想史研究的路徑與方法》《流動的思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方法芻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轉型時期社會改造路徑與趨向》《“五四”運動中的圖像生產及主體呈現》《五四運動與近代中國先進群體救國之道再轉向》《新文化運動前陳獨秀與李大釗社團活動異同及其原因初探》《傳媒、政爭、工商業與五四運動的形成》等。

  文化史研究取得新進展

  近年來,社會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持續活躍,運用新文化史方法和視角研究成為普遍現象。

  召開了多個大型文化史會議。2019年8月,“全球化視域下的中華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大學召開,11月,北師大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心舉辦了第四屆“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閱讀和接受史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夏靜的《在政黨與國家之間——《義勇軍進行曲》接受史》認為,《義勇軍進行曲》抗戰期間在國民政府的推動下,逐漸成為“最流行的抗戰歌曲”??拐澆崾?,隨著國共兩黨從合作走向對立,國民黨從利用轉為禁播,共產黨則逐步重視。此曲的傳唱和接受過程。呈現了歌曲和政治力量的復雜互動。金伯文的《論持久戰在中共抗日根據地的閱讀與接受》認為,在基層的社會教育與戰士教育中,《論持久戰》的核心觀點則被“簡化”,成為民族意識教育、政治常識與文化知識學習的一部分。此類文章還有《甲午前后的報刊地理、新聞呈現與讀者閱讀的回想》等。

  關于歷史記憶視角?!毒衲諍仝故停盒輪泄閃⒁岳吹奈逅募且洹啡銜?,新中國成立后,五四運動隨著時代變遷,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精神財富,其歷史記憶綿延至今。五四精神作為當代中國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被賦予諸多層面的精神內涵。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四紀念持續宣揚革命精神?!拔母鎩苯崾?,將“五四”傳統定義為“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新世紀以來,創新精神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五四精神的重要內容。當下,五四精神被進一步凝練和歸納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其中既有五四精神傳統的繼承,也有新的演繹和引申。其他的重要論述還有《南京大屠殺文化記憶的后現代轉向》《作為媒體記憶的南京大屠殺》《作為“記憶”的“五四遺產”及其寓言化——以舒衡哲的“五四記憶”研究為中心》等。

  關于文化和社會形象研究。劉曉琴的《晚清民初留學生社會形象及其演變》認為在清末民初社會形象演變過程中,留學生從社會邊緣走到了舞臺中心。劉麗麗、徐振岐的《20世紀30年代初國內外輿論界對馬占山抗戰的形象塑造及影響》認為,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等外媒對馬占山江橋抗戰的高頻報道擴大了其國際影響,對促進各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演變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援起到了一定作用。賈欽涵的《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受容與變遷》提出,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形塑與傳播,集中體現了中國社會接受外來文化、變革兩性關系、重塑道德標準的歷史進程。針對接吻文化泛濫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人們從“禮儀”“衛生”“風化”等層面開展了持久的爭論,政府管理者也以維持倫理道德為名,積極干預接吻文化的傳播。

  關于話語研究?;菩頌蔚摹肚空叩奶厝ㄓ肴跽叩幕壩鎩分賦?,作為一種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權”,在清末有效充當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輿論之話語組件,但五四運動及其后,成為帝國主義罪惡的象征符號和動員國人反帝的話語武器。涉及話語研究的此外還有《青年與時代:改革開放以來五四紀念話語的演變》等。

  關于報刊史研究。近年來,在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和思想史視野下的新聞報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豐碩成果。洪煜、符曉林的《權力文化視閾下的近代上海報販組織研究》認為,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近代上海新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下,政府權力逐漸滲透到報販組織中,報販組織的性質隨之發生了相應變化,報販行業組織也從一民間行業組織逐漸成為受政府控制的準官方行業組織。陳建云、楊唯汀的《〈大公報〉與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認為《大公報》對新生活運動總體上持贊同、支持態度,但對其推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進行了深刻批評,盡到了監督政府之責。

  經濟和社會

  回顧了新中國成立7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武力、李揚的《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和輝煌成就》認為,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始終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結合中國國情、階段性任務和國際形勢,不斷推動各項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改革,使生產關系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辟了道路、創造了條件。這個基本特點在完善所有制結構、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調整中央和地方經濟關系以及改革對外經濟體制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體現。朱漢國的《新中國70年社會建設的成就與經驗》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新中國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并日益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全國普遍實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覆蓋范圍不斷擴大,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格局初步形成;建立并不斷完善就業與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事業取得跨越式發展,人民群眾享有越來越多的受教育機會;構建并不斷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民眾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對日益改善的生活條件和不斷提升的生活質量滿意度越來越高。

  關于財政和金融史研究。任智勇的《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財政困局與應對》指出,到1853年,因河工和太平天國戰爭產生的巨額另案經費近3000萬兩,清政府財政自此已無力維持?;Р客瞥齙母髦植咕卻朧┲?,以征收商業稅和金融改革影響最大。商稅的征收失敗導致清政府。此后在商業性稅收方面除厘金外一直沒有太大起色,厘金也因此承擔了惡名;金融方面推出的鑄大錢、行鈔因未顧及信用問題和細節考慮不周導致失敗,并影響了此后中國紙幣的推出與金融控制權的旁落。燕紅忠的《本位與信用:近代中國白銀貨幣制度及其變革》認為近代中國的幣制變革,本質上是將貨幣主導權從民間商人手中收歸政府,確立國家的壟斷發行權和公共信用。金銀貨幣本位選擇的爭論,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國列強和地方政府在主導或分享貨幣發行權方面的博弈;而兩元之爭和廢兩改元則是政府與傳統民間金融勢力之間對貨幣主導權的爭奪。陳勇的《光緒十年京員津貼再探》認為,光緒十年津貼京員提解外銷,沿襲的是清代歷史上財政治理的經典范式,即將本屬奏銷制度之外的外銷款項,納入正項化管理軌道。京員津貼的推行,隱含清廷褫奪各省外銷財權而集中于中央的財政意涵。其他重要論述還有《太行解放區村財政整理之考察(1946—1949)》等。

  城市史研究佳作頻現。王笛的《“茶博士”:抗戰時期成都茶館的工人、職場文化與性別沖突》認為,茶館是展現抗戰時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社交網絡和地方政治的最好窗口,職場文化則是社會文化的一個縮影。民國時期成都茶館工人和顧客的各種關系,男堂倌與女茶房之間的沖突,人們對茶館工人的態度和看法以及工會怎樣?;て浠嵩焙徒餼瞿誆烤婪?,都映射出茶館工人們的社會形象與生存處境。其他重要文章還有《開放、發展與中國城市近代化啟動散論》《民國時期北京汽車化研究》等。

  鄉村社會經濟史研究。蔡禹龍的《近代中國發網手工業的興衰(1900-1937)——基于山東省的考察》認為,中國近代發網手工業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活動,它通過對外貿易出口的方式促進了中國華北農村手工業的發展,為農村婦女提供了謀生的途徑。其他重要文章還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晉西北農村互助組述論》等。

  重視環境史視角。高元杰的《環境史視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響研究》認為,河工物料從柳束到秫秸的轉變,既反映了河工對林木植被的沉重壓力,也是黃、運二河改造下的農業環境適合高粱廣泛種植的條件使然。河工用秸一方面提高和鞏固了高粱在農業種植結構中的比例,另一方面造成了民間燃料和肥料的短缺,加劇了民眾的亂砍濫伐以及對山野植被的破壞,進而引發水土流失,危害農業生產。張莉、陸昱君、李屹凱的《災害、氣候與政治:光緒初年吐魯番及其周邊地區的蝗災與應對》從環境史的角度考察的蝗災,一方面探究政府的報災、勘災、賑濟的具體運作過程及蝗災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圖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體現出來的管理體系調整的具體過程。該文通過樹木年輪的集成分析判斷,當時西北地區濕度偏低的氣候背景導致了蝗災的發生。

  醫療史研究是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馬金生的《病人視角與中國近代醫療史研究》認為當前我國學界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多從醫生的視角出發,對病人的關注度則明顯不夠,應在盡量擴充和綜合使用史料的基礎上,著重致力于歷史情境中病患世界和病人能動性的具體呈現與揭示,同時更要積極嘗試從生命史角度呈現人們的身體感知和生命觀念及其與社會文化因素的內在關聯,從而將醫療史研究納入生命史的維度。此外,《邊疆·衛生·抗戰:全面抗戰時期西北地區醫療衛生建設述論》《全面抗戰時期華北八路軍士兵的日常衛生》也涉及醫療史。

  社會生活史研究熱度不減。劉豐祥的《1928-1937年北平大學教授的休閑生活》探討了大學教師以文化創造與傳播為自己的歷史使命。丁芮的《隱忍的反抗:董毅北平日記中的北平淪陷區生活》指出,淪陷區民眾日常生活中存在著多種形式的“非正式的抗爭”以此表現他們的國家認同感及對日偽統治的反抗。從微觀層面考察淪陷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隱蔽其中的多種形式的抗爭?!睹窆逼詒逼降牟匏腦臁販⑾?,老北京城內催生了一批專門以糞業為生的社會群體,如底層以掏糞為生的“糞夫”,經營糞便生意的“糞商”與“糞閥”。一些大的糞商與糞閥在京城內各自劃分了勢力范圍即“糞道”,對勢力范圍內人家的糞便進行收集,從而牟利。其他相關的論述還有《抗戰期間一位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秦潤卿日記〉的考察》等。

  社會治理備受學者關注。江滿情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蝗災治理及其意義》認為,1949—1956年,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對防治蝗災高度重視,廣泛動員民眾,積極推廣藥械治蝗、飛機治蝗,改造蝗區生態環境,使這一歷史性災害得到有效控制。這項工作不僅贏得了百姓的擁護,而且受到了國際關注,促進了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付燕鴻的《政府維度:近代天津乞丐治理研究》指出,近代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天津城市乞丐數量激增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為了解決日趨嚴重的乞丐問題,天津市政府除實施傳統的救助之策外,還推出一些強制收容和管制的措施。涉及社會治理的還有《太平天國統治區的民變與政府應對研究》等。

  婦女研究依然是社會史研究的重點?;頻漓諾摹抖宋逋擰畢碌男牧槭貳絞敝泄哺剎康幕榱倒蕓亍啡銜?,抗戰和三年內戰時期,中共對軍隊和黨政干部婚姻實施限制措施。通過懲戒和引導雙管齊下的管控,這一措施實施堪稱平穩,沒有激起大的波瀾。在政治權力強力推進的過程中,婚戀意外成為個性與黨性、個人與集體碰撞與交融的著力點之一。趙研杰認為,五四前后在西方作為社會問題的離婚在中國卻成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新青年視離婚為處理實際生活中沒有愛情之婚姻的一種方式,是追求男女人格平等、個人自由的手段,是文明、進步的象征。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女性處于弱勢的情形下,離婚恐怕仍是一個男權概念。此外,《英華書院與晚清女子教育》《“另類”之相:華北根據地“非婚關系”問題新探》《晚清至民國“勞動”觀下的婦女家庭勞動》?!緞屢雜肟谷照秸暈餼輾嘉芬簿勱沽爍九芯?。

  關于高等教育研究。嚴海建的《北平淪陷時期的何其鞏與私立中國學院》認為,在日偽統治下,中國學院暗中與重慶國民政府保持聯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補助,重慶國民政府也希望以經費資助換取中國學院的政治忠誠。同時該校與中共保持合作,有師生直接從事地下抗日活動。此類研究還有《全面抗戰時期國立大學教員薪津的演變》《大學區制改革背景下的國立武漢大學籌建始末》《九一八事變后的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以上海光華大學為中心》《大學校園與政治控制:山西大學的黨派組織與國共閻斗爭(1939—1949)》《民國部聘教授及其待遇》等。

  其他重要的論述還有《民國時期上海時裝表演構成和特點分析》《權勢轉移——從慈善視角看近代士與商階層變動》《清末民初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米荒、米潮二重奏:1940年成都的糧食?;貳墩秸攵酒罰赫絞鄙蝦5畝酒訪騁子胂選貳鍍裘捎肷猓航率醬鞘欏創嗆!檔謀嘧氤靄妗返?。

  一代有一代之視野、理論、方法。歷史研究的創新有待于研究范式的轉換、視角的擴展、相關理論的指導、史料的擴充?;毓?019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熱點研究,史學研究在不斷拓展和深化,相關學術機構、刊物和學者不斷涌現,在史料文獻發掘整理、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路徑創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也應該看到,我國歷史研究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是從理論、體系上創新還比較薄弱,和一些國家相比還比較落后。有學者表示,我們的日本史研究和日本對中國史的研究,其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計。展望新的一年,如何推陳出新,加快構建歷史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也成為學術界的重要使命。期待史學工作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借鑒。(王富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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